躺平”的背后，高等教育应该是什么样

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，建设一流大学，关键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办好我国高等教育，高校需要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核心。当下，在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征途中，众多难题亟待破解。大学生群体中的“躺平”“丧”背后是怎样的行为逻辑？高等教育应当培养怎样的人才？如何打通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壁垒，实现贯通式培养……就此，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、党委书记阎凤桥。

阎凤桥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、院长、党委书记。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组织与制度、民办教育、学术职业等。主持过多项课题研究，在《教育研究》等中英文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。曾赴英国兰开斯特大学（1991年）、美国纽约州立大学（2000-2001年）、斯坦福大学（2014-2015年）访学。

“高等教育现代化”不要急于求成

《教育家》：您如何理解“高等教育现代化”？当前的高等教育，在哪些层面实现了现代化，哪些层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？在科技发展的新时代，高等教育还应有哪些深化改革？

阎凤桥：我理解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，并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。不过可以从两个维度对其发展水平进行判定：一是横向对比，即与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，尤其是走在现代化进程前列的国家的高等教育进行对比；二是进行内在自洽性的自我判断，即看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促进作用。我们现在所要建设的“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”，就包括了上述两层含义。我觉得前面的定语“具有中国特色”更加重要，应该把它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，避免盲目攀比，走出一条自然发展的扎实之路。

上述两个维度构成了一个矩阵，可以把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现状况分为四个部分：第一部分，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发展都比较积极，比如中医、中国文化的研究就是典型例子，这是中国可能对世界做出贡献的领域；第二部分，在横向对比中处于前列，但是在自洽性方面尚有欠缺，比如我们在某些理论研究领域已经处于国际前沿，但是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用价值；第三部分，在横向对比中尚不处于前列，但是在自洽性方面成效明显，比如工程教育等应用学科领域即属于这一范畴；第四部分，在上述两个方面，都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，比如我们对于西学的研究就属于这个部分。

我认同“高等教育现代化包括不同层面，有器物层面、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，器物层面容易实现，制度和文化层面相对难以实现”的说法。从总体上看，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还处于发展阶段，不要急于求成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既不能妄自菲薄，更要避免妄自尊大。

科技无国界，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姿态，采取“请进来”“走出去”的策略，与高手过招，不断改善条件，提升学术水平。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过去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瞩目成就，相信在高等教育现代化方面，也会取得应有的成绩。

《教育家》：针对高校发展的不平衡现象，有建议称将高校划分为研究型和非研究型，以集中教学资源，提高教育质量；裁撤弱势专业，增强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针对性。对此，您有何看法？

阎凤桥：目前出现的问题，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高等教育规模过大、速度过快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联系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比其他国家用了更短的时间实现了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。从辩证主义的角度看，这种高速度是有代价的。所以，高等教育需要休养生息，改变过去粗放式的做法，强调内涵建设，注重精细化育人。至于是不是要裁撤弱势专业，那是大学自主权范围内的事情，只是对于高等教育整体而言，切记不要因为短视，而放弃本质重要而表面弱势的专业。

《教育家》：有人说高等教育不同于职业教育，其重在“培思”；也有人说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“专业”生产者，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？您认为，高等教育应当培养怎样的人才？

阎凤桥：这个问题长期存在着争论，有人赞同“培思”，也有人赞同“专业”。我的看法是，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特定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，才能加以有效的判断。当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时，它的“培思”作用是第一位的，因为社会需要具有思想和理论思辨的人才，他们是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。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阶段，特别是普及阶段之后，需要两者兼而有之。总之，在不同高等教育层级中，或需“培思”优先，或需“专业”优先。具体而言，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，“培思”是第一位的；对于职业院校而言，“专业”则是第一位的。

高等教育应注重学生的探索性学习

《教育家》：当前就业形势愈发严峻，大学生素质结构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的现象，从高等教育层面，应当如何对待这一问题？

阎凤桥：我们需要审视，这种不匹配是短期的，还是长期的。如果大学毕业生是短期的不适应，那不算什么问题，只要他们具有学习能力，在工作中是可以不断适应的，而且开始时的不适应也可能是之后创造力的反映，而创造力要比适应性更加重要。如果是长期的不适应，那么就需要密切关注，并做出调整。我的判断是，多数学生是可以或快或慢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，只有少数学生无法适应，这部分学生的不适应问题在大学期间就能表现出来，表现为各种心理和行为症状。

《教育家》：高等教育的“严进宽出”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部分大学生能力不过硬，思想不坚定，您认为，高等教育是否应当在人才评价上做出改革，督促和鞭策大学生提高自己？高校之间是否也应建立相应的竞争机制？

阎凤桥：我们对于教育现实问题的思考应该超越“严进宽出”这个范畴，或者说需要对所谓的“严”和“宽”做一些辨析。这里的“严”实际上是指将考试分数作为学生录取的严格标准，但是在应试教育体系下，可能正是这个“严”造就了一批“小镇做题家”，他们进入大学后依然采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，不能有效地适应大学的生活，学习成效甚微，如果大学对他们不“宽”的话，恐怕要出现严重的问题，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。所以，改变应试教育以及帮助刚进入大学的新生适应大学生活，从应试学习转向探索性学习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底线，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。

大学生的内在激励比外部激励更重要

《教育家》：当前，“躺平”“丧”在大学生群体中流行开来，其背后是怎样的行为逻辑，代表了怎样的社会发展样态？这对于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有何影响？

阎凤桥：在一个过度依靠外显指标竞争的环境中，少数学生力图事事处于领先地位，“拿奖拿到手软”，相反，那些无望取得竞争优势的学生就会产生“躺平”心理。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，在一条很窄的通道上，不断地把学生进行分等处理，不断进行外部激励，而忽视内在激励，一些不当的做法甚至会对内在激励产生负面影响。对于成长中的大学生而言，内在激励比外部激励更重要，弱激励也许比强激励的效果更好，对照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桑德尔的“金钱不能买什么”的提问，我们也可以反躬自问：“奖励不能奖什么？”

《教育家》：近年来，学术研究中的功利现象日增，不正之风日盛，应当由哪些主体从哪些层面予以矫治？

阎凤桥：我尝试从学理角度对这一问题做一些回应。首先是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主导性思维方式，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。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”理念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。其实，在多元价值体系中，除了功利主义，还有自由和道德。早在一百多年前，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就提出价值理性式微和工具理性甚嚣尘上的预测。

这个问题不是我国独有的问题，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同的问题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。解决这个难题，要靠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，扭转风气。我的建议是，培养社会成员的批判性思维，更有助于克服功利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的偏向。

《教育家》：“小学辛苦，中学难熬，大学好混”是当前中国教育的普遍问题，大中小阶段的学习环境与状态存在很大差异，对学生的持续发展也具有较大影响，应当如何打通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壁垒，实现贯通式培养？

阎凤桥：是啊，这种状况与人的生理和心理成长规律是背离的。正常的发育过程应该是年龄越小，负担越轻，自由度越大，随着年龄的增加，可以承担的责任越大，即使压力大一些也有利无害。成长与教育的背离是在升学竞争压力下产生的，是对自然成长规律的扭曲。除了要贯通不同阶段的教育之外，还与社会环境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。比如，从家长层面看，孩子小的时候，家长督促和鼓励孩子取得好成绩，上好学校，等孩子上了大学，家长就以为万事大吉，开始放任自流。

这样一来，孩子小时候的学习并不是出于内在兴趣，其所有的学习表现都是在家长和学校的强迫下进行的；当进入大学后，既没有了兴趣，也没有了压力，就很容易自我放纵。目前基础教育阶段实施的“双减”政策，有利于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，当然也要防止矫枉过正，大学也采取了设置“金课”、实行选修制、制定新的评价方式等措施，都是必要的变革手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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