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躺平”的背后,高等教育应该是什么样

来源:光明社教育家作者:吴爽 于杏林

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,建设一流大学,关键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办好我国高等教育,高校需要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核心。当下,在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征途中,众多难题亟待破解。大学生群体中的“躺平”“丧”背后是怎样的行为逻辑?高等教育应当培养怎样的人才?如何打通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壁垒,实现贯通式培养……就此,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、党委书记阎凤桥。

阎凤桥,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、院长、党委书记。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组织与制度、民办教育、学术职业等。主持过多项课题研究,在《教育研究》等中英文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。曾赴英国兰开斯特大学(1991年)、美国纽约州立大学(2000-2001年)、斯坦福大学(2014-2015年)访学。

“高等教育现代化”不要急于求成

《教育家》:您如何理解“高等教育现代化”?当前的高等教育,在哪些层面实现了现代化,哪些层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?在科技发展的新时代,高等教育还应有哪些深化改革?

阎凤桥:我理解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,并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。不过可以从两个维度对其发展水平进行判定:一是横向对比,即与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,尤其是走在现代化进程前列的国家的高等教育进行对比;二是进行内在自洽性的自我判断,即看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促进作用。我们现在所要建设的“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”,就包括了上述两层含义。我觉得前面的定语“具有中国特色”更加重要,应该把它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,避免盲目攀比,走出一条自然发展的扎实之路。

上述两个维度构成了一个矩阵,可以把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现状况分为四个部分:第一部分,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发展都比较积极,比如中医、中国文化的研究就是典型例子,这是中国可能对世界做出贡献的领域;第二部分,在横向对比中处于前列,但是在自洽性方面尚有欠缺,比如我们在某些理论研究领域已经处于国际前沿,但是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用价值;第三部分,在横向对比中尚不处于前列,但是在自洽性方面成效明显,比如工程教育等应用学科领域即属于这一范畴;第四部分,在上述两个方面,都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,比如我们对于西学的研究就属于这个部分。

我认同“高等教育现代化包括不同层面,有器物层面、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,器物层面容易实现,制度和文化层面相对难以实现”的说法。从总体上看,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还处于发展阶段,不要急于求成,在这一过程中,既不能妄自菲薄,更要避免妄自尊大。

科技无国界,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姿态,采取“请进来”“走出去”的策略,与高手过招,不断改善条件,提升学术水平。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过去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瞩目成就,相信在高等教育现代化方面,也会取得应有的成绩。

《教育家》:针对高校发展的不平衡现象,有建议称将高校划分为研究型和非研究型,以集中教学资源,提高教育质量;裁撤弱势专业,增强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针对性。对此,您有何看法?

阎凤桥:目前出现的问题,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高等教育规模过大、速度过快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联系。一般来说,我们比其他国家用了更短的时间实现了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。从辩证主义的角度看,这种高速度是有代价的。所以,高等教育需要休养生息,改变过去粗放式的做法,强调内涵建设,注重精细化育人。至于是不是要裁撤弱势专业,那是大学自主权范围内的事情,只是对于高等教育整体而言,切记不要因为短视,而放弃本质重要而表面弱势的专业。

《教育家》:有人说高等教育不同于职业教育,其重在“培思”;也有人说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“专业”生产者,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?您认为,高等教育应当培养怎样的人才?

阎凤桥:这个问题长期存在着争论,有人赞同“培思”,也有人赞同“专业”。我的看法是,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特定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,才能加以有效的判断。当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时,它的“培思”作用是第一位的,因为社会需要具有思想和理论思辨的人才,他们是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。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阶段,特别是普及阶段之后,需要两者兼而有之。总之,在不同高等教育层级中,或需“培思”优先,或需“专业”优先。具体而言,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,“培思”是第一位的;对于职业院校而言,“专业”则是第一位的。

高等教育应注重学生的探索性学习

《教育家》:当前就业形势愈发严峻,大学生素质结构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的现象,从高等教育层面,应当如何对待这一问题?

阎凤桥:我们需要审视,这种不匹配是短期的,还是长期的。如果大学毕业生是短期的不适应,那不算什么问题,只要他们具有学习能力,在工作中是可以不断适应的,而且开始时的不适应也可能是之后创造力的反映,而创造力要比适应性更加重要。如果是长期的不适应,那么就需要密切关注,并做出调整。我的判断是,多数学生是可以或快或慢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,只有少数学生无法适应,这部分学生的不适应问题在大学期间就能表现出来,表现为各种心理和行为症状。

《教育家》:高等教育的“严进宽出”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部分大学生能力不过硬,思想不坚定,您认为,高等教育是否应当在人才评价上做出改革,督促和鞭策大学生提高自己?高校之间是否也应建立相应的竞争机制?

阎凤桥:我们对于教育现实问题的思考应该超越“严进宽出”这个范畴,或者说需要对所谓的“严”和“宽”做一些辨析。这里的“严”实际上是指将考试分数作为学生录取的严格标准,但是在应试教育体系下,可能正是这个“严”造就了一批“小镇做题家”,他们进入大学后依然采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,不能有效地适应大学的生活,学习成效甚微,如果大学对他们不“宽”的话,恐怕要出现严重的问题,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。所以,改变应试教育以及帮助刚进入大学的新生适应大学生活,从应试学习转向探索性学习,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底线,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。

大学生的内在激励比外部激励更重要

《教育家》:当前,“躺平”“丧”在大学生群体中流行开来,其背后是怎样的行为逻辑,代表了怎样的社会发展样态?这对于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有何影响?

阎凤桥:在一个过度依靠外显指标竞争的环境中,少数学生力图事事处于领先地位,“拿奖拿到手软”,相反,那些无望取得竞争优势的学生就会产生“躺平”心理。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,在一条很窄的通道上,不断地把学生进行分等处理,不断进行外部激励,而忽视内在激励,一些不当的做法甚至会对内在激励产生负面影响。对于成长中的大学生而言,内在激励比外部激励更重要,弱激励也许比强激励的效果更好,对照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桑德尔的“金钱不能买什么”的提问,我们也可以反躬自问:“奖励不能奖什么?”

《教育家》:近年来,学术研究中的功利现象日增,不正之风日盛,应当由哪些主体从哪些层面予以矫治?

阎凤桥:我尝试从学理角度对这一问题做一些回应。首先是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主导性思维方式,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。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”理念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。其实,在多元价值体系中,除了功利主义,还有自由和道德。早在一百多年前,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就提出价值理性式微和工具理性甚嚣尘上的预测。

这个问题不是我国独有的问题,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同的问题,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。解决这个难题,要靠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,扭转风气。我的建议是,培养社会成员的批判性思维,更有助于克服功利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的偏向。

《教育家》:“小学辛苦,中学难熬,大学好混”是当前中国教育的普遍问题,大中小阶段的学习环境与状态存在很大差异,对学生的持续发展也具有较大影响,应当如何打通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壁垒,实现贯通式培养?

阎凤桥:是啊,这种状况与人的生理和心理成长规律是背离的。正常的发育过程应该是年龄越小,负担越轻,自由度越大,随着年龄的增加,可以承担的责任越大,即使压力大一些也有利无害。成长与教育的背离是在升学竞争压力下产生的,是对自然成长规律的扭曲。除了要贯通不同阶段的教育之外,还与社会环境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。比如,从家长层面看,孩子小的时候,家长督促和鼓励孩子取得好成绩,上好学校,等孩子上了大学,家长就以为万事大吉,开始放任自流。

这样一来,孩子小时候的学习并不是出于内在兴趣,其所有的学习表现都是在家长和学校的强迫下进行的;当进入大学后,既没有了兴趣,也没有了压力,就很容易自我放纵。目前基础教育阶段实施的“双减”政策,有利于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,当然也要防止矫枉过正,大学也采取了设置“金课”、实行选修制、制定新的评价方式等措施,都是必要的变革手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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