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忆：小说不是用来反映现实的，而是为了创造一个你想要的世界

我们为什么要虚构？我觉得，非虚构是告诉我们生活是怎么样的，而虚构是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。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去关心了。我觉得艺术还是应该回答“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”，现实处处在告诉人们“生活是怎么样的”，那么艺术还能做什么呢？

虚构与非虚构

王安忆

来源：王安忆《小说课堂》

      “虚构与非虚构”。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说。

第一个部分是“什么是虚构？”

      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需要多说的，文学创作就是虚构。可是近些年来，有一个新的倾向产生了，有那么多的非虚构的东西涌现：纪录片是一个，私人传记、历史事件、随笔散文等等纪实类的写作，然后，纪录片风格进入故事片，纪实性风格进入小说。

      总之，非虚构倾向进入虚构领域。我就是想谈谈对这个现象的看法。

      那么，什么是虚构？怎么解释呢，我先说说什么是非虚构。非虚构就是真实地发生的事实。

      上海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，在淮海路最热闹的路段上曾经立起一个雕像，铜雕。这个雕像很可爱，一个女孩子在打电话，不知道你们看见过没有。它是一个非常具象的雕像，女孩子姿态很美，而且她是在一个非常热闹繁华的街头打电话，熙来攘往的人群从它身边走过，很是亲切，也很时尚。

      这个雕像，大家都非常喜欢，可是有一个晚上它不翼而飞，不见了。不见了以后，当然要破案，出动了警察。我非常关心它的下落，我在想谁会要这个雕像呢？会不会是一个艺术家，把它搬到自己的画室里去了；甚至于我还想，会不会忽然有一个电话亭也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，被这个艺术家搬到了他的画室，成为一个组合。

      可是事情没有这么发生，过了一年以后，破案有了结果。它还是被几个农民工搬走了，用焊割的方法拆下来搬走了，当成铜材去卖，并且很残酷的，把它的头割下来了，因为他们必须把它切成一段段才好销赃。

      我看了新闻之后，终于知道了这个少女的下落，感到非常扫兴。看起来，艺术还是要到艺术里去找。生活不会给你提供艺术，生活提供的只能是这么一个扫兴的结果，一个不完整的故事。这是一个故事。

      还有一个故事，也许谈不上一个故事，只是一个细节。在我们小区里，有几幢楼，我不晓得是从哪幢楼里，每天有一个非常单调的声音传出来，是一只八哥，它只会一句旋律，只有三个音符，但也是一句旋律，它每天在唱这句旋律。你自然会期待它唱下一句，有时候我听到它的主人在吹口哨，很显然是在教它下一句旋律，可是它永远都在唱这第一句。

      我想这个八哥真的很笨，它也许只能唱这一句。起码是有三五年之后，终于我听到它在学唱第二句了。可是当它学第二句的时候，非常非常倒霉，它把第一句又忘了。我想这就是生活，很难提供给你一个发展，一个完整的发展。

      第三个故事，也是发生在我们小区，我常常会看到一个老人，面色很憔悴，显然是生过一场大病。他每天在小区的健身器械上，做一个重复的动作，机能康复的动作，每天如此，就像一个标志一样，你进出小区都看见他在那儿锻炼。也是过了很长时间，有一天，我忽然发现这个老人，面色红润，有了笑容，神气昂然很多，可见日复一日的单调动作对他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。

      这就是非虚构。生活中确实在发生着的事情，波澜不惊，但它确实是在进行。可它进行的步骤，几乎很难看到痕迹，引起我们的注意。这就是我们现实的状态，就是非虚构。

      非虚构的东西是这样一个自然的状态，它发生的时间特别漫长，特别无序，我们也许没有福分看到结局，或者看到结局却看不到过程中的意义，我们只能攫取它的一个片断，我们的一生只在一个周期的一小段上。

      现在我就试图稍微回答一下，“什么是虚构”。虚构就是在一个漫长的、无秩序的时间里，要攫取一段，这一段正好是完整的。当然不可能“正好是完整的”，所以“攫取”这个词应该换成“创造”，就是你，一个生活在局部里的人，狂妄到要去创造一个完整的周期。

      有时候我看《史记》，《刺客列传》那一节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在司马迁写的五个刺客之间，都有这样一句话：其后多少多少年而某地方有某某人之事。每一段都是这样。“百六十有七年”，“七十余年”，“四十余年”，到荆轲出现之前是“二百二十余年”。这就是从非虚构到了虚构。

      在特别漫长的时间里，规模特别大的空间，确实有一个全局的产生。但这个全局太辽阔了，我们的眼睛太局限了，我们的时间也太局限了，我们只可能看到只鳞片爪，而司马迁将这一个浩大的全局从历史推进文本，成为目力可及的戏剧。我想，这就是我们虚构，也是我们需要虚构的理由。

      我再进一步回答一下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别。虚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形式。刚才我说的这些个故事，它们都是缺乏形式的。因为没有形式，所以它们呈现出没有结尾，没有过程，总之是不完整的自然形态，虚构却是有形式的，这个形式就是从它被讲述的方式上得来的。

      我举一个例子，苏童去年还是前年写有一个小说，名字叫《西瓜船》（《收获》2005年第1期）。写的是某一个水乡小镇，水网密布，有很多河道，在河道上面常常停靠着一些进行农业贸易的船，卖瓜、卖鱼什么的，岸上的居民就向船上的农人做一些买卖。

      这一日，一个卖西瓜的青年，撑了一船西瓜来到这里，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，他和来买瓜的一个青年发生了纠纷，两个人都是血气方刚，容易冲动，就打起来了。岸上的这一位呢，手里拿着家伙，船上的这一位就被他捅死了。

      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，但是这样的故事依然是常见的。然后派出所来处理，死的那个办理后事，活的那个则判刑入狱，激烈的场面过去之后，小镇又回复到平静的日常生活。

      事情好像慢慢的就这样过去了，如果小说到这儿就结束的话，那么就是非虚构，可它千真万确是一个虚构。

      过了若干天以后，这个镇上来了一个女人，一个乡下女人。这个乡下女人是来找她儿子的西瓜船。她找的过程是这样的，她挨家挨户去问询，我儿子的西瓜船在哪里？

      人们这才想起那死去的青年的西瓜船。在那一场混乱中，西瓜船不知道去了哪里！于是人们开始帮着女人去找船。找到居委会，找到派出所，有人提供线索，又有人推荐知情者，越来越多的人聚在一起，陪同女人寻找西瓜船，最后顺着河流越走越远，终于找到尽头，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废旧的工厂，在那工厂的小码头上看到了这条搁浅的船。

      西瓜已经没有了，船也弄得很破很脏，大家合力把这个西瓜船拖了出来，小镇居民送女人上了船，看这个乡下女人摇着橹走远了。

      苏童写小说往往是这样的，前面你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，直到最后的这一瞬间，前面的铺排一下子呈现意义了。这时候你会觉得，这一个女人，分明就是摇着她儿子的摇篮，但是一个空摇篮，回去了，而这些站在岸上目送她的人，则是代表这个小城向她表示忏悔。

      这就是形式，从意义里生发出的形式，又反过来阐述意义，有了它，普遍性的日常生活才成为审美。

      非虚构的东西，它有一种现成性，它已经发生了，人们基本是顺从它的安排，几乎是无条件地接受它，承认它，对它的意义要求不太高。于是，它便放弃了创造形式的劳动，也无法产生后天的意义。当我们进入了它的自然形态的逻辑，渐渐地，不知觉中，我们其实从审美的领域又潜回到日常生活的普遍性。

第二个问题，“我们如何虚构？”

      怎么说呢，我觉得，大自然是非常伟大的。如果你到农村种过庄稼的话，你会觉得这些庄稼的生长真的是非常奇异。我不晓得同学们有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验，农民把玉米地、高粱地叫作“青纱帐”，那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称呼。

      玉米的叶子是这么扭着长的，玉米生长的过程中常常需要掰除老叶子，掰叶子的劳动真的很艰苦。青纱帐里密不透风，很闷热，会产生一个奇异的效果，其实大家就在近邻，可是感觉很远，说话的声音从很远传来，很神秘。

      我常常观察它的叶子，这么扭着上去，而且果实排列的那么整齐。还有棉花，棉花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作物，可是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性格。棉花成熟的时候，花是雪白硕大的，可是它的叶子却凋零了。但这凋零并不给你凋敝感，因为它的枝和叶都很硬扎，像金属的刺。

      还有红薯，我们叫山芋，红薯是非常美的，种红薯的时候要打地垄。我觉得中国农业文明非常伟大，很有美感。红薯打成垄，才能栽种，果实长在地垄下面，叶子就披在垄上。我在想庄稼们的枝和叶还有果实里面的秩序，如此井然、平衡、协调。即使你去画一幅画，刻意地笔触均匀都是很不容易的。而自然它那么不经意地就能做到，而且是那么大规模，大体量的。

      我不由要想，大自然的那种造物的功能是从哪里来的？有些人认为大自然就是这么浑然天成的，先天决定的，没有什么商量，就这么发生，没有什么含义的。可是，我有时候经常会看一些科普作品和科学新发现的文章，很神奇地，我觉得大自然在进化的过程中，它一定是有用心的，但不晓得是谁在实施，用谁的手在实施它的用心......

      而我觉得艺术家其实是在模仿自然，我们的创作就是模仿自然。

      最近看女作家安妮·普鲁克斯( Annie Proulx)，就是写小说《断背山》的那位。她写的一篇文章，讲述《断背山》写作和它被拍成电影的过程，里面有一句话，非常有意思。

      她说她写故事之前做了一个调查：“我和一位羊倌谈话，以便确认我所描写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，可以有一对白人牧童看护牧群，这一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”

      你会产生一个奇怪的问题，她为什么要考证得如此确凿？她又不是要作真实的记录，又不是写历史，她完全不必要有这么一个事实支持。她为什么那么去强调六十年代确实可能有这样一对白人放羊？

      显然，她看重这一点。

      她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，看起来大家都在找自己创作的合理性：我们想象我们的故事，我们去虚构，绝不是凭空而起的，我们必须找到虚构的秩序、虚构的逻辑。这个逻辑一定是可能实现的，当然我们最后要达到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东西。

      我们非常尊重自然，这是虚构者对于自然的尊重。为什么尊重自然？因为自然是一个最大的虚构者。我觉得它在创造庄稼的时候是一个虚构，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又是一个虚构。它的虚构一定是有定律的，但这个定律我们真是摸不到它，我们只有慢慢地揣摩。

我的第三个问题，“我们为什么要虚构？”

      我想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，我觉得，非虚构是告诉我们生活是怎么样的，而虚构是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。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去关心了。

      去年年底，有一些德国的青年作家，所谓青年作家也都是四十岁上下的，他们都是来自原先的东德地区，经历了东西德合并的历史转折，他们来上海开一个推动新书的研讨会。

      他们是一个喜欢思想的民族，很有面对现实的勇气，在东西德合并的处境里，自然会受到冲击，于是有一些新概念产生出来，其中有一个概念叫作“后意识形态”。我们就问，“后意识形态”内容是什么？

      他们回答我们，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，企图告诉别人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，而是要告诉别人生活是怎么样的。

      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：看起来东西德合并以后，思想冲击主要是针对东德，而不是针对西德么？他们就非常急切地，纷纷要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。总体的意思是当东德不存在之后，西德也不复存在。

      这显然是一个抽象的说法，但也说明一个事实，就是创造的目的，似乎在全球范围内，回到“生活是怎么样的”。

      可能跟我个人的观念有关，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我蛮古典的。我觉得艺术还是应该回答“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”，现实处处在告诉人们“生活是怎么样的”，那么艺术还能做什么呢？

      我觉得现代人似乎对“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”，缺乏兴趣，而“生活是怎么样的”，要知道“生活是怎么样的”热情，却是有很大力量的推动。其中纪录片是一个很大的推动。将生活如此肖真地写实下来，就像我前面所说的，对事实无条件地信任，它已经发生了，它就是合理的，我们完全可以抱驯从的态度。

      而事实上“生活是怎么样的”"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。

      在上海最早的纪录片中有一部很著名的纪录片叫《毛毛告状》①，它说的是上海发生的一个故事。这类故事人们从报纸上看到很多，传言中也听到很多，唯有这一个是用影像的方式。

      它讲湖南农村的一个小姑娘，到上海谋生计，和一个社会底层的、腿有残疾的、无业的、单身的上海青年同居了，又因为种种琐事两人关系发生变故，就崩了。女孩子回到乡下以后，却生下了他们的孩子，这个孩子叫毛毛。她抱着毛毛又一次跑到上海，就要找这个青年，要他认孩子。青年很愤怒，认为女孩是栽他，因为他不相信自己有生育能力，他也不相信女孩的忠贞，他是一个自卑的人，他咬定女孩是瞎说。

      这种故事是常见的城市故事，是家长里短的闲篇，可是人们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当事人的形象。这个女孩子很倔强，长得很瘦小，大热天抱着她的小女儿——胖胖的婴儿——在烈日底下奔波。

      这个青年呢，腿有残疾，长的样子呢也还端正，理直气壮地争吵、耍赖，说一些非常绝情的话，一切都变得那么生动和具体。这个女孩子很厉害，把他告上法庭。

      女孩子在法庭上的表现很有性格，全然不是传统表现中的温顺隐忍的乡村女性，她一点不退让，说这个孩子就是你的，然后做亲子鉴定。当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以后，孩子果然是男方的，于是判决男方承担抚养费。

      接着出现了一个场面：青年一直沉默着，女孩抱着孩子一直哭，非常委屈。这时候制作片子的导演，一个中年妇女，来到男青年跟前跟他说了一句话。她没有说，你服不服？或者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！而是说，做爸爸了，高兴么？非常体贴的一句话。真是人情百态，全在眼前。

      这部电视片故事分上下集在两个晚上播放，可说万人空巷。就这样，大家看到了生活当中如此真实的一个场面，出奇制胜之处在于这是真实发生，就在我们身边，是你我他中间的一对男女，它彻底地写实，比现实主义创作更加现实主义，它一下子把大家所有人都征服了。

      所以说，“生活是怎么样的”确实也是一个好问题，尽管是现实的存在，但其中确有很多隐秘是人们并不了解的，我们很有必要去了解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而事情的发生有时候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力。

      去年对这部电视片做了一个经典回放，一个后续的报道，也是非常轰动，因为大家都很关注这对人的命运。十年，还是十五年过去了，他们生活得如何？当年，在人们的撮合与社会的帮助下，他们结成百年好合，安居乐业。就像民间故事里说的，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。

      此时此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情景怎么说呢？不是说好，也不是说不好，而是多少出人意外。这个女孩子已经是一口的上海话，并且在家庭里占据压倒优势。青年人届中年，除了腿疾，又添了许多新病，显得很屈抑。

      这确实突破了我们的很多概念，这也是非虚构的价值所在，生活总是不断产生新课题，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的。可它终究只是生活的一个复制，不能提供一个更高级的、更加振作的生活情景。

      我还是想正面地描绘一下如何是“生活应该怎么样的”，换一种说法就是，我们做虚构的人所以要去做的目的是什么？

      还是举《断背山》的例子，我看了《断背山》电影以后，觉得蛮失望的，因为我是先看的小说。看了小说以后，觉得这个小说真的写的非常非常的好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这样不真实的小说，这些年来，我所看到的小说都太真实。

      它是很不真实的，我为什么说它不真实？它是写两个男子之间的情感，但是它一点都不想回答一个问题，同性恋是什么？小说一点儿都没有这个企图去回答这个现实的问题。

      你看她怎么描写这两个男子之间的情感。他们的情感发生在一个天气非常恶劣，地理环境也非常恶劣、粗劣蛮荒的背景之下。他们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，总是让我们注意到那些非常笨重的皮靴，又厚又硬的牛仔布的裤子，布料，皮带上的铜扣，暗夜里马口铁的闪光，特别重，特别重。

      然后他们俩分别好多年以后重逢，他们拥抱亲吻，那么多的唾液，身体或者衣服摩擦的粗重的声音，他们两人在小屋子里做爱，房间里发出马粪的气味，精液的气味，烟草和烈酒的气味，都是很有重力感的东西。

      它也写到了其中一个牛仔和妻子的做爱，用了这样的词汇，稀软的意思，肌肤像水一样稀软。

      实际上小说一点都不想告诉人们同性爱是怎么回事，它只是想告诉人们一个很重的，含量很大很大的情感，这种超体量的感情必须由两个物质感特别强悍的生物来承担。这就是“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”。

      而电影太甜美了。两个演员那么俊俏，是典型的酒吧里的Gay，电影中断背山的风景是如此的明媚，两个人在山上奔跑则很轻盈，它又把它拉回到一个同性恋的话题上。

      而小说给你的不是一个同性恋的话题，根本和性别没有关系。它要创造一种特别有体量的爱情。这个有体量的爱情就需要两个人都是重量级的，从身体到情感，都要很强劲，然后是不可解决的压力，全社会都对你们说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！不是今天，必须在1960年代，同性恋会被人，甚至自己的亲人，活活打死。所以我觉得小说是在创造一种含量特别重的爱情。

      这个爱情让我再推回去看的话，它还出现在一部作品里，就是《呼啸山庄》。《呼啸山庄》里的那一对男女之间发生的并不是爱情，自然的力量是那么强，它必须选择最强悍的生命来担任它的对抗。

      这就是对爱情的最高想象，爱情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想象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虚构，就是“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”。

2007年4月13日于美国纽约大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