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圣陶：如果我当教师，我会怎么做 | 纪念叶圣陶先生诞辰125周年

民小编说

“若有人问我干什么，我的回答将是‘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’，我决不说‘教书’”，这是叶圣陶先生在1941年时写下的对教育的理解。

时至今日，阅读全文仍然令人深思。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，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、品行、品味的“大先生”。今天是叶圣陶先生诞辰125周年，与您分享这篇《如果我当教师》，再次感悟真正的师者情怀。

我现在不当教师。如果当教师的话，我想把以下的话告诉自己，策励自己。这无非“以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”的意旨。“以前种种”是过去了，追不回来的了；惭愧是徒然，悔恨也无补于事；愿它过去吧，像一个不愉快的恶梦一样。

我如果当小学教师，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、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；无论聪明的、愚蠢的、干净的、肮脏的，我都要称他们为“小朋友”。那不是假意殷勤，仅仅浮在嘴唇边，油腔滑调地喊一声，而是出于忠诚，真心认他们作朋友，真心愿意作他们的朋友的亲切表示。小朋友的长成和进步是我的欢快；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。有了欢快，我将永远保持它；有了忧虑，我将设法消除它。对朋友的忠诚，本该如此；不然，我就够不上做他们的朋友，我只好辞职。

我将特别注意，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。我想“教育”这个词儿，往精深的方面说，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；可是，往粗浅的方面说，“养成好习惯”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。无论怎样好的行为，如果只表演一回两回，而不能终生以之，那是扮戏；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，如果只挂在口头说说，而不能彻底消化，举一反三，那是语言的游戏；都必须化为习惯，才可以一辈子受用。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，我将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；但硬是要养成，决不马虎了事。譬如门窗的开关，我要教他们轻轻的，“砰”的一声固然要不得，足以扰动人家心思的“咿呀”声也不宜发出；直到他们随时随地开关门窗总是轻轻的，才认为一种好习惯养成了。又如菜蔬的种植，我要教他们当心着意地做，根的入土要多少深，两棵之间的距离要多少宽，灌溉该怎么调节，害虫该怎样防御，这些都得由知识化为实践；直到他们随时随地种植植物总是当心着意的，才认为又一种好习惯养成了。这种好习惯，不仅对于某事物本身是好习惯，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。对于开关门窗那样细微的事，尚且不愿意扰动人家的心思，还肯作奸犯科，干那扰动社会安宁的事吗？对于种植菜蔬那样切近的事，既因工夫到家，收到成效，对于其他切近生活的事，抽象的如自然原理的认识，具体的如社会现象的剖析，还肯节省工夫，贪图省事，让它马虎过去吗？

我当然要教小朋友识字读书，可是我不把教识字、教读书认作终极的目的。我要从这方面养成小朋友语言的好习惯。有一派心理学者说，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，所以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。一个词儿，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念，怎么写，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含义和限度，该怎样使用它才得当。一句句子，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说，怎么讲，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语气和情调，该用在什么场合才合适。一篇故事，不但使他们明白说的什么，更要借此发展他们的意识。一首诗歌，不但使他们明白咏的什么，更要借此培养他们的情绪。教识字、教读书只是手段，养成他们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，才是终极的目的。

我决不教小朋友像和尚念经一样，把各科课文齐声合唱。这样唱的时候，完全失掉语言之自然，只成为发声部分的机械运动，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。既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，那么，随口唱熟一些文句，又有什么意思？

现当抗战时期，书本的供给很成问题，也许临到开学买不到一本书，可是我决不说“没有书本，怎么能开学呢！”我相信书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，但不是惟一的工具或凭借。许多功课都是不一定要利用书本的；也可以说，文字的书本以外还有非文字的书本，非文字的书本罗列在我们的周围，随时可以取来利用，利用得适当时，比利用文字的书本更为有效，因为其间省略了一段文字的桥梁。公民、社会、自然、劳作，关于这些非文字的书本，真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；书铺子里卖不出书，又有什么要紧？只有国语，是非有书本不可的；然而我有黑板和粉笔，小朋友还买得到纸和笔，也就没有什么关系。

小朋友顽皮的时候，或是做功课显得很愚笨的时候，我决不举起手来，在他们身体上打一下。打了一下，那痛的感觉，至多几分钟就消失了；就是打重了，使他们身体上起了红肿，隔一两天也没有痕迹；这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。然而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们的身体，同时也打了他们的自尊心；身体上的痛感或红肿，固然不久便会消失，而自尊心所受的损伤，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。我有什么权利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呢？并且，当我打伤他们的时候，我的面目一定显得很难看，我的举动一定显得很粗暴，如果有一面镜子在前面，也许自己看了也会嫌得可厌。我是一个好好的人，怎么能有这种可厌的表现？我既要作他们的忠诚的朋友，要养成他们的好习惯，又怎么能对着他们有这种可厌的表现？一有这种可厌的表现，以前的努力不将根本白费吗？以后的努力不将不生效果吗？这样想的时候，我的手再也不敢举起来了。他们顽皮和愚笨，总有一个或多个的原由；我根据我的经验，从观察与剖析找出顽皮的缘由，再从缘由上加以对症的治疗，那还会有一个顽皮的愚笨的小朋友在我周围吗？这样想的时候，我即使感情冲动到怒不可遏的程度，也就立刻转到心平气和，再不想用打一下的手段来出气了。

我还要做小朋友的家属的朋友，对他们的亲切与忠诚，和对小朋友一般无二。小朋友在家庭里，时间比在学校里来得多；我要养成他们的好习惯，必须与他们的家属取得一致才行。我要他们往东，家属却要他们往西，我教他们这样，家属却教他们不要这样，他们必将徘徊歧途，而我的心力也就白费。做家属的亲切真诚的朋友，我想并不难；拿出真心来，从行为、言语、态度上表示我要小朋友好，也就是要他们的子女弟妹好；谁不爱自己的子女弟妹，谁还肯故意与我不一致？

我如果当中学教师，决不将我的行业叫做“教书”，犹如我决不将学生入学校的事情叫做“读书”一样。书中称积蓄着古人和今人的经验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；但就学生方面说，重要在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，说成“读书”，便把这个意思抹杀了，好像入学校只须做一些书本上的工夫。因此，说了“教书”，也便把我当教师的意义抹杀了，好像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并没有什么分别。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，其实是大有分别的。他们只须教学生把书读通，能够去应考、取功名，此外没有他们的事儿了；而我呢，却要使学生能做人、能做事，成为健全的公民。这里我不敢用一个“教”字。因为用了“教”字，便表示我有这么一套完整的本领，双手授予学生的意思；而我的做人做事的本领，能够说已经完整无缺了吗？我能够肯定地说我就是一个标准的健全的公民吗？我比学生，不过年纪长一点，经验多一点罢了；他们要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经验，我就凭年纪长一点，经验多一点的份儿，指示给他们一些方法，提供给他们一些实例，以免他们在迷茫之中摸索，或是走了许多冤枉道路才达到目的——不过如此而已。所以，若有人问我干什么，我的回答将是“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”，我决不说“教书”。

我不想把“忠”、“孝”、“仁”、“爱”等等抽象道德向学生的头脑里死灌。我认为这样的办法毫无用处，与教授“蛋白质”、“脂肪质”等名词不会使身体得到营养一样。忠于国、忠于家、忠于朋友、忠于自己的人，他只是顺着习惯之自然，存于内心，发于外面，无不恰如分寸；他绝不想到德目之中有个“忠”字，他要实做那个“忠”字，才这样存心，这样表现。关于“孝”、“仁”、“爱”，也是如此。进一步说，想到了“忠”字而行“忠”，那不一定是“至忠”；想到了“孝”字而行“孝”，那不一定是“纯孝”；因为那是“有所为”，并不是听从良心的第一个命令。为要使学生的存心和表现切合着某种德目，而且切合得纯任自然，毫不勉强，我的办法是：在一件件的事情上，使学生养成好习惯。譬如，当升旗降旗的时候，我自己凝心一志地唱国歌，对国旗行礼，同样使学生也要凝心一志地唱国歌，对国旗行礼；当劝飞机献金的时候，我自己量力地捐一点，同时使学生也要量力地捐一点；当学校里需要人力的时候，譬如举行大扫除或筹备什么会之类，我自己奋力地参加，同时使学生也要奋力地参加；当社会间发生了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我自己看作切身的事，竭心尽力地图谋最好的解决，同时使学生也要看作切身的事，竭知尽力地图谋取最好的解决；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，养成学生的好习惯，综合起来，他们便实做了“忠”字。为什么我要和他们一样地做呢？第一，我听从良心的第一个命令，本应当“忠”；第二，这样做才算是指示方法、提供实例，对学生尽了帮助他们的责任。

我认为自己是与学生同样的人，我所过的是与学生同样的生活；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，我自己一定实践；凡劝戒学生不要做的，我自己一定不做。譬如，我希望学生整洁、勤快，我一定把自己的仪容、服装、办事室、寝室弄得十分整洁，我处理各种公事私事一定做得十分勤快；我希望学生出言必信、待人以诚，我每说一句话，一定算一句话，我对学生同事，一定掬诚相示，毫不掩饰；我劝戒学生不要抽烟卷，我一定不抽烟卷，决不说“你们抽不得，到了我的年纪才不妨抽”的话；我劝戒学生不要破坏秩序，我一定不破坏秩序，决不做那树党分派、磨擦倾轧的勾当。为什么要如此？无非实做两句老话，叫做“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；无诸己而后非诸人”。必须“有诸己”、“无诸己”，表示出愿望来，吐露出话语来，才有真气、才有力量，人家也易于受感动。如果不能“有诸己”、“无诸己”，表示和吐露的时候，自己先就赧赧然了，哪里还有真气？哪里还有力量？人家看穿了你的矛盾，至多报答你一个会心的微笑罢了，哪里会受你的感动？无论学校里行不行导师制，无论我当不当导师，我都准备如此；因为我的名义是教师，凡负着教师的名义的人，都有帮助学生的责任。

我不想教学生做有名无实的事。设立学生自治会了，组织学艺研究社了，通过了章程，推举了职员，以后就别无下文，与没有那些会社的时候一样；这便是有名无实。创办图书馆了，经营学校园了，一阵高兴之后，图书馆里只有七零八落的几本书，一天工夫没有一两个读者，学校园里蔓草丛生，蛛网处处，找不到一棵像样的菜蔬，看不见一朵有劲的花朵，这便是有名无实。做这种有名无实的事，比不做还要糟糕；如果学生习惯了，终其一生，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这样有名无实，种种实际事务还有逐渐推进和圆满成功的希望吗？我说比不做还要糟糕，并不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，主张不要有那些会社、不要有图书馆、学校园之类的设备。我只是说干那些事必须认真地干，必须名副其实。自治会硬是要“自治”，研究社硬是要“研究”。项目不妨简单，作业不妨浅易，但凡是提了出来的，必须样样实做，一毫也不放松；有了图书馆硬是要去阅读和参考，有了学校园硬是要去管理和灌种，规模不妨狭小，门类不妨稀少，但既已有了这种设备，必须切实利用，每一个机会都不放过。而且，那些决不是一时乘兴的事，既已干了起来，便须一直干下去，与学校同其寿命。如果这学期干得起劲，下学期却烟消云散了；今年名副其实，明年却徒有其名了，这从整段的过程说起来，还是个有名无实，还是不足以养成学生的好习惯。

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，自然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，如国文科在训练思想，养成语言文字的好习惯；理化科在懂得自然，进而操纵自然之匙。同时，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，那就是“教育”——造成健全的公民。每种功课犹如车轮上的一根“辐”，许多根辐必须集中在“教育”的“轴”上，才能成为推进国家民族前进的整个轮子。这个观念虽近抽象，可是很关重要。有了这个观念，我才不会自顾自地教自己的功课，而不与别的教师取得联络；有了这个观念，我才不会贪图省事，把功课教得太松太浅，或者过分要好，把功课教得太紧太深。做人做事，原是分不来科目的；比如，一个学生是世代做庄稼的，他帮同父兄做庄稼，你说这该属于公民科、生物科，还是数学科？又如，一位学生出去旅行，他接触了许多的人，访问了许多的古迹，游历了许多的山川城镇，你说这该属于史地科、体育科，还是艺术科？学校里分科，是由于不得已；要会开方小数，不能不懂得加减乘除；知道了唐朝，不能不知道唐朝的前后又是什么朝代；由于这种不得已，才有分科教学的办法。可是，学生现在和将来做人做事，还要与前面所举的帮做庄稼和出外旅行一样，是综合而不可分的；那么，我能只顾分科而不顾综合，只认清自己那门功课的目标而忘记了造成健全公民的那个总目标吗？

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，决不专做讲解的工作，从跑进教室开始，直到下课铃响，只是念一句讲一句。我想，就是国文课，也得让学生自己试读试讲，求知文章的意义，揣摩文章的法则。因为他们一辈子要读书看报，必须单枪匹马，无所依傍才行。国文教师决不能一辈子伴着他们，给他们读解书报。国文教师的工作：是待他们自己尝试之后，领导他们共同讨论；他们如有错误，给他们纠正；他们如有遗漏，给他们补充；他们不能分析、综合，替他们分析或综合。这样，他们才像学步的幼孩一样，渐渐地能够自己走路，不需要他人搀扶。国文课尚且如此，其他功课可想而知。教师捧着理化课本或史地课本，学生对着理化课本或史地课本，一边是念一句讲一句，一边是看一句听一句；这种情景，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，多么滑稽、多么残酷啊！怎样说滑稽？因为这样之后，任何功课都变做国文课了，而且是教学不得其法的国文课。怎么说残酷？因为学生除了听讲以外再没有工作，这样听讲要连续到四五个钟头，实在是一种难受的刑罚。我说刑罚，决不是夸张；试想我们在什么会场中听人演讲，演讲者的话，如果无多意义，很少趣味，听了十分二十分钟便感觉厌倦了；即使演讲者的话颇有意义，富有趣味，如果延长到两三个钟头，我们也要移动椅子，拖擦鞋底，作希望离座的表示；还由于听讲到底是被动的事情，被动的事情做得太久了，便不免有受了刑罚似的感觉。在听得厌倦了而还是不得不听的时候，最自然的倾向是：外貌表示在那里听而心思并不在听；这当儿，也许是游心外骛，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，也许是什么都不想，像老僧入了禅定。教学生一味听讲，实际上无异于要他们游心外骛或是什么都不想，无异于摧残他们心思活动的机能，岂不是残酷？

我不怕多费学生的心力；我要教他们试读、试讲、试做探讨、试做实习，做许多的工作，比仅仅听讲多得多；我要教他们处于主动的地位。他们没有尝试过的事物，我决不滔滔汩汩地一口气讲给他们听。他们尝试过了，我才讲。可是我并不逐句逐句地讲书，我只是给他们纠正！给他们补充，替他们分析或综合。

我如果当大学教师，还是不将我的行业叫做“教书”。依理说，大学生该比中学生更能够自己看书了；我或是自己编了讲义发给他们，或是采用商务印书馆的《大学丛书》或别的书给他们做课本，他们都可以逐章逐节地看下去，不待我教。如果我跑进教室去，按照着讲义上、课本上所说的复述一遍，直到下课铃响又跑出来，那在我是徒费唇舌，在他们徒费时间，太无聊了；我不想干那样无聊的勾当。我开一门课程，对于那门课程的整个系统或研究方法，至少要有一点儿是我自己的东西，依通常说法就是所谓“心得”，我才敢于跑进教室去，向学生口讲手画。我不但把我的一点儿给与他们，还要训导他们、帮助他们，各自得到他们的一点儿。惟有如此，文化的总和才会越积越多，文化的质地才会今胜于古，明日超过今日。这就不是“教书”了。若有人问我这叫什么，我的回答将是：“帮助学生为学”。

据说以前的拳教师教徒弟，往往藏过一手，不肯尽其所有地拿出来；其意在保持自己的优势，徒弟无论如何高明，总之比我少一手。我不想效学那种拳教师，决不藏过我的一手。我的探讨走的什么途径，我的研究用的什么方法，我将把途径和方法在学生面前尽量公开。那途径即使是我独自开辟的，那方法即使是我独自发现的，我所以能够开辟和发现，也由于种种的“势”，因缘凑合，刚刚给我把捉住了；我又有什么可以矜夸的？我又怎么能自以为独得之秘？我如果看见了冷僻的书，或是收集了难得的材料，我决不讳莫如深，绝不提起，只是偷偷地写我的学术论文。别的人，包括学生在内，倘若得到了那些书或材料，写出学术论文来，不将和我一样的好，或许比我更好吗？将书或材料认为私有的东西，侥幸于自己的“有”，欣幸于别人的“没有”，这实在是一种卑劣心理；我的心理，自问还不至这么卑劣。

我不想用禁遏的办法，板起脸来对学生说，什么思想不许接触，什么书籍不许阅读。不许接触，偏要接触，不许阅读，偏要阅读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尤其在青年。禁遏终于不能禁遏，何必多此一举？并且，大学里的工夫既是“为学”、既是“研究”，作为研究对象的材料该是越多越好；如果排斥其中的一部分，岂不是舍广博而趋狭小？在化学实验室里，不排斥含有毒性的元素；明知它含有毒性，一样地要教学生加以分析，得到真切的认识。什么思想什么书籍如果认为要不得的话，岂不也可以与含有毒性的元素一样看待，还是要加以研究？学生在研究之中锻炼他们的辨别力和判断力，从而得到结论，凡真是要不得的，他们必将会直指其要不得。这就不禁遏而自禁遏了，其效果比一味禁遏来得切实。

我要做学生的朋友，我要学生做我的朋友。凡是在我班上的学生，我至少要知道他们的性情和习惯，同时也要使他们知道我的性情和习惯。这与我的课程，假定是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，似乎没有关系，可是谁能断言确实没有关系？我不仅仅在教室内与学生见面，当休闲时候也要与他们接触，称心而谈，绝无矜饰，像会见一个知心的老朋友一样。他们如果到我家里来，我决不冷然地问：“你们来做什么？”他们如果有什么疑问，问得深一点儿的时候，我决不摇头说：“你们要懂得这个还早呢！”问得浅一点的时候，我决不带笑地说：“这个还要问吗？我正要考你们呢！”他们听了“你们来做什么”的问话，自己就想，说不出来做什么，以后就再也不来了。他们见到问得深也不好，问得浅也不好，不知道怎样的问才不深不浅正合适，以后就再也不问了。这种拒人千里的语言与态度，对于不相识的人也不应该有，何况对于该是相亲的朋友？

我这是不忘记“教育”那个总目标；无论我教什么课程，总得对那个总目标负责。假定我的课程是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，我决不作如是想：教了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之外，再没有我的事儿了，我不妨纵情任意，或去嫖妓，或去赌博，或作其他不正当的事。我要勉为健全的公民，本来不该做这些事；我要作为合格的大学教授，尤其不该做这些事。一个教宋词研究与工程设计的教师，他的行为如果不正当的话，其给与学生的影响虽是无形的，却是深刻的；我不能不估计它的深刻程度。我无法教学生一定要敬重我，因为敬重不敬重，在学生方面而不在我的方面；可是我总得在课程方面同时在行为方面，尽力取得他们的敬重，因为我是他们的教师。取得他们的敬重，并不为满足我的虚荣心，只因为如此才证明我对课程同时对那个总目标负了责。

无论当小学、中学或大学的教师，我要时时记着，在我面前的学生都是准备参加建国事业的人。建国事业有大有小，但样样都是必需的；在必需这个条件上，大事业小事业彼此平等。而要建国成功，必须使参加建设各种事业的人个个够格。因此，当一班学生毕业的时候，我要逐个逐个地审量一下：甲够格吗？乙够格吗？丙够格吗……如果答案全是肯定的，我才对自己感到满意；因为我帮助学生总算没有错儿，我对于建国事业也贡献了我的心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