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俊鸣先生怀着人间真情，立志做一个“好”的语文教师。他的口号是“为了使学生更聪明”。为此他执着探索，孜孜以求，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语文教学理论体系，创造了人人可学可用的实践方法。他边教学边著述，教学既取得优异成绩，著述也破旧立新，解决了不少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。
王先生1967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时值“文命”，先生被发配到沧州的一个农场。1968年，大概是六七月间，先生正在田里干活，生产队长把他叫到地边，递给他一本语文书，说道：“学生们复课闹革命了，原来的老师给打跑了，你给孩子们上课去。” 先生接过课本，连脚上的泥都没来得及洗，就去上课了。他自己也没想到，最终他的一生就定位在“中学语文教师”这个身份上了。先生是在1975年离开沧州回到北京的。在沧州八年，除了大田劳动，都在教书，从初中教到高中。在教学上，虽然不断有所改进，也实在说不上什么“成绩”。但和学生的那份感情却成了他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。人间真情最难得，而他从那些农家子弟那里得到了。2002年九月，他教的一届高中毕业生在农场聚会，特地来车接他与会。到会120多人，大家拥抱在一起，听着一声声 “老师”的呼唤，先生再次感受到人间真情的温暖。对此一段人生经历，先生曾有诗记之，其序曰：予放沧州，八载有余。地近渤海，风吹海腥而饮水苦咸；食则高粱，乃杂交种，色黑紫，味涩，食后干燥，马尚拒食之。四季农活皆任之，春耕夏种，锄苗割麦，冬则清河底淤泥。予虽书生，未尝落于人后。且幸农人善良，其子弟尤质朴刚健。为师，与弟子情同弟兄。予居陋室，有门无锁，任生进出，或取水饮，或“借”药食，而病者常卧于床，予则医护兼父兄也。高中毕业30年，又四海聚会，予过花甲，生近五旬，执手相认，泪下潸然。虽有教头之恨，此人间真情终暖心扉也。1975年，先生回到了北京。大乱之后，当时北京最需要的是教师和医生。二中选一，先生成了北京市的一名中学语文教师。他此时的心愿是：人，不可能成为人类中“最好的”，但应该成为“最好的自己”。把作为“人”的自己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，使自己生命的价值最大化，奉献给自己的同胞，奉献给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社会。随着“文革”的结束，乘着全国性的“拨乱反正”之风，先生的语文教学探索之路也就开始了。教材是教学之本。那时候，学校图书馆资料有限，但凡能找到的先生一定要参看；每篇课文的教案一般都要写5000字以上。先生的一篇《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》（海涅的诗）的教材分析，被选入北京市1977年《语文备课参考资料》；为此，他还在教育学院组织的“交流会”上介绍了备课、研究教材的“经验”——这是先生在北京中语界第一次“露脸”。为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，先生和语文组的老师自编小报，自己刻钢板，自己推油印机——那时还没有电脑啊，每期印500份左右，发表教师的指导文章，也发表学生的作文，反应相当不错。要做一名“好”的教师，单凭“苦干”是不行的。什么是“语文”的本质？什么是“语文教学”的根本？作为一名语文教师，他最应该给学生的是什么？这样的问题搞不清楚，教学就只能是瞎子摸象，摸到什么算什么；只能是大投入低产出，教师累，学生也累。在思考与探索的过程中，先生遇到各种“风”。“风”是一股潮流，一种势力，也是一种现成的“答案”。要想“跟风”，很省力，又很容易“见效”；但也很容易上当，迷失自己。而要迎风独立，则不仅要摒弃急功近利的私心，还需要一种不屈的性格和独立思考的精神。“文革”后，以改革之名掀起的第一股风叫做“X步法”，说是语文教学可以有固定的“步骤”，当时从“三步法”到“八步法”，在全国各地举旗呐喊，声势浩大。接着就是一大批“成功者的经验”，遍地开花，似乎丰收在望了。但是，这些不同的“法”本身不就是互相矛盾的吗？到底“几步法”才是“真经”“真法”？先生不相信，不跟。当然，你不跟就被人看作“另类”加以打压。但他不信邪。随后出现有一种“俗风”：低俗，庸俗，媚俗。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，提倡调动学生的积极性，提倡活跃课堂气氛，本来不错。但怎么达到这样的目的，手段却有不同。而一些外行的“领导”，只看学生是否“说”了，是否“笑”了，是否“动”了，至于那说、笑、动有什么意义，他们是不懂也不管的。于是一些浅俗投机者就乘“风”而翔了。先生对此类作风深恶痛绝，先后写了几篇文章加以抨击，影响较大的就有《值得注意的低俗化倾向》《一盘怪味的东北快餐》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次大“台风”。那可以说是对中学语文教学的一次全面围剿。旗号是“人文主义”，反对的是“技术主义”“工具论”。说语文教学“误尽苍生”，祸国殃民。上上下下，同仇敌忾，形成的风力总在十级以上。在此次大批判的基础上，出台了新的《语文课程标准》，说语文课程的性质是“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”。问题似乎解决了，但实际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。这个所谓“统一”的说法，在理论上是模糊的，在实践中也没有（也不可能）真正解决教师的困惑。在此强风劲吹的时候，先生依然冷静地观察与思考，依然坚守自己的立场，并写了《摆脱“性”的困扰，“语文”就是读书作文》《定性·悟道·讲法——语文教学与改革的关键所在》等文章，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。语文教育界一直流传着一个口号，就是“多读多写”。连语文教材的主编都说“新教材专治不读书”，要“用考试倒逼你读书”。王先生深不以为然，作《读书之“多”与“倒逼”之道》予以批评。王先生指出：说语文教学的病症“就是读书太少”，这个诊断就错了，所以药方也不可能开对。现在语文教学的症结不在“读书少”，而在“不会读”。注意，现在谈的是“语文教学”，不是漫漫人生。中学教学是“基础教育”，中学语文教学的核心任务不是“逼”学生多读书，而是教他们会读书，教他们怎样把书读明白，为他们今后的多读书读好书打下良好基础。这基础就包括：求真务实的态度，科学的阅读思维，持续的阅读兴趣，日积月累的习惯，等等。在这样的基础上，“多”是自然的结果。现在一味强调多，其结果可能是：浮光掠影的态度，胡思乱想的思维，完全被毁灭的兴趣，不逼就不再读书的习惯。有几年，高考中出现一种所谓“议论性散文”，阅卷者竞相给打高分，形成一种导向，一种风气。实际上这种文章大多是“古人开会，诗文排队，云山雾罩，如痴如醉”——他们不说自己的话，难见自己的情，一路堆砌，一路矫情，实在是一种很坏的文风。于是先生致信高考阅卷的负责老师，强调阅卷评分之事，影响极大极广，未可掉以轻心。作为青少年的精神家园，作文教学应该摒弃浮华，摒弃梦呓，摒弃卖弄，而多一点真诚，多一点真的文化，真的高雅，提倡清新健康的文风。这要靠有话语权的人去提倡，去引导。倘若视浮华堆砌为博学，以信口胡说为能力，导致恶文风的泛滥，误人子弟固不可免，同时也就宣布了中语界的集体堕落。这封信引起相关负责人的重视，对扭转那种恶劣的文风起了相当的作用。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，于1985年先生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教学目标：为了使学生更聪明——让学生获得语文智慧。此后，随着实践的丰富与思考的深入，这一目标的内涵又不断有所发展。“使学生更聪明”，就是开发学生的智力，使他们成为“智者”，即心智活泼，思维敏捷，善于学习，善于思考，善于创造。显然，这里的“聪明”，不是“小聪明”，不是耍小心眼儿弄小手段，不是钩心斗角，不是欺伪做作，而是“大智大勇”之智，“大智若愚”之智，是能自知而不自欺，能知人而不欺人，能独立而不盲从，能判断而不迷信，能进取而不失路。先生说，首先，是出于对语文学科特点的认识。一切语文活动都是语言活动，而语言活动的本质是思维活动。没有思维就没有语言，语言是思维的载体。而思维品质、思维能力是一个人聪明与否的决定性因素。抓住语文的这一特点，把思维训练贯穿于语文教学的全过程，这是“使学生更聪明”的有效途径，也是语文课最大的人文价值所在。其次，是出于对基础教育任务的认识。中学属于基础教育阶段。严格地说，这个阶段的任务不是出人才，而是为出人才做准备、打基础。衡量这一阶段教育成败优劣最重要的标准应是看谁的学生有后劲，能发展。所以，在这一阶段，最 更重要的就任务在于使他们学会学习。爱学习、会学习，是人的基本素质之一，也是一个人自我发展以至成才、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。基础教育的“基础”二字，从学习的角度讲，其基本的意义大概就在于此。“为了使学生更聪明”，也正是为了使学生为今后的发展打下最重要的基础。一般的论者，总是着眼于“德”对“智”的影响。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，不讲不行。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。先生指出，首先，“智”也是一种“德”。这并非先生的发明，儒家经典之一的《中庸·哀公章》中就说:“知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。” 刘邵《人物志·八观第九》：“夫仁者，德之基也；义者，德之固也；智者，德之帅也。”。这绝非无知妄说。非“智”无以求“真”，无“真”自然难以至“美”。而非“智”之“善”，愚忠，愚孝，愚友，既难说是“善”，更算不上“美”。从语文学习的过程看，以“智”听、读，也即从中汲取真、善、美的过程；以“智”说、写，也即把心中的真、善、美传达给人的过程。所以，把爱智、求智作为基本的追求，就把教书与育人统一了起来，就找到了一个全面提高学生素质、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正确途径。大家都承认“爱”是教育成功之本，而使学生变得更聪明，实在是教师之至爱。而“以德辖智”的教育则往往是愚民教育。教师之爱，重在启智。如果不能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，而仅仅会像“母亲”一样呵护学生，那就是“庸师”；如果再给学生灌输一些糊涂观念，让学生像被蒙上眼睛的驴马一样，那就是“恶师”了。还不妨从反面想一想，封建时代的中国，曾长期以道德的善恶来统摄真假、是非、美丑、顺逆。于是宣传者成了骗子，信奉者成了傻子，其理成了杀人之刀，其圣则实际上是刽子手。以“为了使学生更聪明”为基本价值取向，先生逐渐形成了以思维论为核心的价值论、思维论、方法论三论统一的语文教学观。中学语文教学应该有一个综合的价值取向，在这个综合的价值体系中，“智”居于特殊的重要的地位。而开启智慧的基本途径就是磨炼良好的思维品质，发展思维的能力。所以，思维论在先生的教学观中居于核心地位。先生所主张的思维训练的基本内容是：引导学生从认识规律入手而逐渐形成科学的思路。这就是启其智而传其道。道，就是规律。语言文字、听说读写，各有规律。而在种种个别的、局部的规律背后，是事物的总规律。反映这种总规律的就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。所以，说到底，要“使学生更聪明”，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具体地、灵活地渗透到语文教学的各个方面、各个环节中去，使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、形成语文能力的同时，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，掌握辩证的方法论。王先生年逾八旬，至今笔耕不辍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凭着深厚的学养和辩证的思维能力，无论教学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已故语文教育专家、人教社编审周正逵先生对王先生有一个评价：（他）是属于多能的教师。他能教，他能研，他能讲，他能写，最后，他能编，编书，编教材。王老师从教学上说是个通才、是全面发展的标兵。从作为语文教育专家来讲，我觉得他更是名副其实的，因为语文教育专家，他需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，因为语文教育不是一门理论性的教育，而是实践性的教育，它的理论不是从书本上来，而是从实践中来。这点还需要个人的学术和创新，我觉得王老师他并不是盲目创造的，而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，他的这个理论又不是从书本上来的，而是从实践中总结的。他这个总结是从他个人的那一套实践中来，所以他讲的大家都感觉到这不是经验之谈？，而是有理有据，但是这理论又不是深奥的，时髦名词那一种，而是非常切实的，又容易懂，非常明白的话语。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语文教育专家应该所具备的品质。所以我根据这样的分析，从他的思想，从他的才能，从他的个人见解，说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和名副其实的专家是毫不为过的。（1998年在王俊鸣语文教学思想研讨会的发言）先生有丰厚的底蕴，有辩证的思维。以辩证思维驭使科学知识，他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的语文教学理论，创造了大家都可以学习、可以运用的实践方法。他著书立说，不是简单地贩卖祖宗遗产，而是立意创新，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。略举几例：《诗经•周南•关雎》，历来被理解为是君子求淑女。此诗是第一人称。但诗中说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这诗人能自称“君子”吗？考诸《诗经》男婚女嫁的诗篇，此篇解读为“淑女追情郎”则更为顺畅。李煜《虞美人》词中有句曰“问君能有几多愁”。这个“问”字怎么讲？先生指出，此“问”非“疑问”非“质问”，其义当为“诉说”“告诉别人”。陶渊明《饮酒》诗：“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”其义同。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有句为“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”。“方宅”与“草屋”对偶，就是“方形的宅院”，历来都讲成“宅子四周”，错了。《论语•学而》篇曰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”，把句中“知”字讲成“知道”“了解”是不妥的，其义当为“赏识任用”。《论语•先进》篇“不吾知也”之“知”亦为此义。《论语•学而》篇说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”，历来的译文是“三年不改变父亲的的‘道’，就可以说是尽到孝了”。父亲的“道”是好还是不好？“好”，就该“长期”坚持下去；“不好”，何必还要坚持“三年”？其实这里有个语法问题。其句法结构不是“三年无改于//父之道”，而应该是“三年无改//于父之道”，翻译过来就是“（父亲去世后）守孝三年，事死如事生，这才算是尽到孝了”。《庄子•逍遥游》中的大鹏鸟是正面形象吗？文中明明说“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；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”；“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”。没有大风作凭借，它就难以起飞；且它飞那么高都看到了什么？不过是“野马也，尘埃也”，“苍苍”一片而已。这和庄子所主张的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”正好相反，实在是庄子批判的对象。在他的著作中这样的例子多得很。即使解读现代诗文，先生也有许多真知灼见，足以供一线教师学习参考，这里就不在一一举例了。或许有人要问：王先生教育教学的实际效果如何？且不说他的弟子有多少人成了诗人、作家、电影导演、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“语文工作者”，单说大家津津乐道的“高考”：据统计，当年他执教的高三毕业班，高考语文平均分连年在市里名列前茅；1983年，他作班主任并任语文课的一个普通而非“择优”的班，共33人，11人考进清华，4人考进北大。 2022年4月12日
作者：王金重 ，《中国教育报》基础教育部原副主任、原新闻研究室主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