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扑面而来的孩子后面的大楼上，镌刻着我们的校训）

昨天谈了“三风”，今天再谈“校训”。

其实，昨天的文章本来是谈“一训三风”的，写着写着，我感觉“校训”和“三风”还不完全一样，不宜混为一谈。于是临时决定专门撰文另说“校训”。

坦率地说，虽然我充分肯定“三风”（学风、教风、校风）对于一个学校的重要意义，但我不赞成把“学风”“教风”和“校风”单独提炼成几个词语写在学校墙上，因为真正的“三风”应该是无形于校园而长存于心中，进而成为学校每一个人自然而然的行为。也就是说，“三风”不是“写”出来的，而应该是从学校日常生活中“长”出来的。

但校训不一样，校训就是要彰显在校园的醒目处，成为全校师生的一盏灯。

“校训”之“训”，是“教育、教导、教诲”。‌因此“校训”通常所表达的，往往是学校对学生的教导和期望，或者说，“校训”蕴含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治校精神，是一所学校的灵魂。所以我说它是一盏灯——照亮师生心灵的精神之光。

关于“校训”的起源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。不过，就目前我看到的资料，“校训”这个词是从日本引进的。最早对“校训”概念进行解释，见于1930年由舒新城主编、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中华百科辞典》。该辞典对“校训”的解释是：“学校为训育之便利，选若干德育条目制成匾额，悬见于校中公见之地”，“目的在于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。”但这并非意味着在此之前中国没有校训，比如南洋公学在1909年就颁布了“勤、俭、敬、信”四字校训。

校训既是价值宣示，也是行为规范。它是师生共同遵循的价值准则，更承载着文化传承与精神引领的使命。它既可以是形而上的精神指导，又可以是形而下的行为导向，也可以二者兼有。

我以一些著名学校的校训为例——

清华大学的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，既强调奋斗精神，又倡导道德修养，成为学子终身的价值指引。剑桥大学的校训“此地乃启蒙之所，智识之源”（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），将学术探索与人文关怀融入血脉。哈佛大学的校训就一个词：“真理”（Veritas），强调追求知识的纯粹性。伊顿公学的校训是“服务即领导”（Serve and Lead），强调责任感与担当。德国洪堡大学的校训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：“哲学家只是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”，凸显实践与批判精神。延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（抗大）的校训是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，倡导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。黄埔军校的校训是“亲爱精诚”，强调革命军人的互相情感与修养能力。南开中学的校训是“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”，将“公能”精神与创新意识结合。苏州中学的校训是“立己达人”，体现了从自我完善到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。

再举几个非著名学校的校训——

山东省高密一中的校训是“为四十岁做准备”，以提醒全校学生，四十岁的辉煌，源于十八岁的志向和二十年的努力。深圳小学的校训为“做小事，成大器”，强调从小事做起的重要性。长沙实验学校的校训为“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”，重视习惯的培养。河南省实验中学校训是“异想天开，脚踏实地”，鼓励突破性思维与务实精神并存。我任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时，提出的校训是“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”，倡导以一颗善良的心给别人带去温暖。

无论是名校还是普通学校，校训的共同点在于其文化的根植性、价值的独特性与行动的指导性。校训的根本意义在于以文化人。这里的“文”是价值观和道德准则，既指导师生当下的生活，也引导他们一生的精神追求和日常行为。

所以，校训应该呈现于校园的显赫处，“悬见于校中公见之地”，但它更应渗透于课程设计、师生互动乃至学校每一个人的生活中。例如，日本早稻田大学以“学问独立”为训，鼓励学生挑战权威，这一理念直接体现在其开放式的课堂辩论文化中。又比如，在我所任校长的武侯实验中学，我反复引导师生把“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”化为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。详见我以前写的《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》。

可以这样说，校训涵盖了所谓“学风”“教风”“校风”所倡导的内容。因此，一个学校应该有明显的校训展示，而“学风”“教风”“校风”也不一定要有文字概括的表述，更不一定要写在墙上。（其实我本来想说，没必要有“三风”的文字表述。）

然而，现在一些学校的校训却陷入同质化、空洞化的困境。具体说，当前中国校训至少普遍存在着四大问题——

第一，用语雷同：走进校园，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“校训”，因为这些校训的表述很相似，比如“勤奋”“创新”“团结”“求实”等词汇高频重复。据调查，全国超过60%的中学使用“博学”“笃行”类组合，沦为“百度校训生成器”的产物。

第二，口号悬浮：校训当然是价值观的体现，价值观虽然比较抽象，但表述应该与学生的生命相联系。如“追求卓越，超越自我”“成为走向世界的现代中国人”虽然价值导向正确，但缺乏具体场景，学生难以感知其与日常生活的关联。

第三，内容空洞：虽然许多国外著名大学的校训表述很抽象，比如耶鲁大学的校训是“光明与真理”，但对于中小学学生来说，校训的表述还是应该尽可能形象可感。我曾看到一个小学的“校训”是“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”，这对孩子来说显然就太缥缈了。

第四，主体错位：好的校训同样能够影响教师，但它所体现的学校办学理念，主要还是针对学生的，因此校训的践行主体应该是学生。可是，类似于“把学生放在学校的正中央”这样的校训，是教师的教育信念与行为。这样的校训，主体显然错位。

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源有很多，比如行政化思维主导、师生参与缺失、对教育本质理解肤浅，等等。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一些校训由校长凭自己的想法决定，既没征求广大师生的意见，更未考虑学生的接受心理和成长的真实需求。所以，我一直主张，校训应该由全校师生共同讨论决定。我在武侯实验中学任校长时，虽然“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”这条候选校训是我提出的，但同时还有老师和学生提出的其他校训建议，最后是以全校投票方式确定的校训。

对中国学校而言，拟定校训时应该考虑中国优秀的文化基因，比如，云南丽江某民族中学的校训“雪山魂，古城韵，纳西志”，将玉龙雪山的气势、丽江古城的底蕴与民族自强精神融为一体；也应该吸纳人类共同的文明追求，比如中国台湾地区薇阁小学的校训“爱、希望、勇气”，用儿童能理解的语言定义人格底色。

和“三风”一样，校训不应是应付检查的装饰，而应是师生心中共同的信念，这一信念不仅仅影响学生的在校学习，而且会一直照亮他们未来的精神成长。对此，我想以我一个学生的故事为例，结束今天这篇谈校训的文章。

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的校训是“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”，这话其实是从八十年代起，送给历届学生的见面礼，也是我们的班训。九十年代中期，我在成都石室中学时，收到已经大学毕业的吴文静的求职简历。打开她的个人简历表，我看到其中有一栏是她自己设计的“你的座右铭”，吴文静写道：“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！”我的心头一热，学生们还记得我当初给他们说的话啊！

关键不只是记得。后来吴文静在四川大学外语学院做了教师，是一位学生心中很温暖的老师。我从她一篇谈自己教育成长的文章中读到这么一段话——

李老师送我的那句话——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——十六岁的我第一次郑重地写在了语文书上，今天我可以骄傲地对李老师说我一直在努力。我也把这句话分享给了我的学生，希望这份爱的接力可以继续下去。

我不知道吴文静获得过什么荣誉，也从不问她，因为我觉得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几年前的一天，吴文静曾很兴奋地在微信上告诉我：“李老师，今天上了半天课下课后，一个女生陪着我走了很长一段路，她说，在所有老师里，她最喜欢听我的课。”

一句话可以融进心灵，温暖精神，并影响一个人的一生。班训如此，校训也一样。

2025年3月18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