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点 如今，进入好大学，还能等于找到好工作吗？毕业于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青年学者郑雅君研究发现，即使都求学于顶尖院校，不同出身的学生在毕业出路上的分化，依然明显。而比起物质资源的差异，或许更值得深思的是，除了“学习好”，决定年轻人们能否“玩转”大学、走出广阔人生的关键特质，究竟是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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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，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，同比增加82万人，在世界经济下行的背景下，毕业生就业愈加严峻。与此同时，社会主流话语，也在从“小镇做题家”“985废物”的自嘲，到对大学毕业生“脱下长衫”的鼓励。“考上好大学，真的等于找到好工作吗？”当教育投资回报率不断走低，社会文凭通胀不断加剧，这一句话也在不断被叩问。毕业于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青年学者郑雅君发现，“好大学”与“好工作”之间联结的紧密度，对于不同出身背景的学生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“相比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，出身弱势的学生，即便进入更好的大学，在毕业出路上的劣势依然明显。”正如自称“985废物”的豆瓣小组里，大多是出身普通、甚至来自寒门的学子，他们过五关斩六将，通过激烈的高考升入名校，大学却过得很迷茫，毕业后对自己的未来前景很失望，到头来发现自己只是“小镇做题家”。为什么，明明考上了同一所顶尖名校，接受了同样水平的高等教育，不同阶层的毕业生出路却有很大的差别？读硕士期间，就对这一课题感到着迷的郑雅君，对北京和上海两所顶尖大学毕业班的62名学生进行了深度跟踪访谈，并将研究结果写进《金榜题名之后：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》一书，给了我们不一样的启发。
在这本书里，她将顶尖精英大学，比喻成一个精心布置的“迷宫”。来自社会出身和家庭背景的学生，需要面对一场激烈又隐性的挑战，不仅要适应文化障碍的挑战，还要洞察大学“游戏规则”、掌握“上大学”的技巧等等。正是这些“大学不会说、课堂不会讲”的门道儿，导致不同阶层学生有着截然不同的大学体验，并使社会出身的影响，进一步延续到高等教育阶段。
不断加剧的文凭通胀之下，哪怕是“进入名校”，也不再是世俗意义上“好工作”的保障。这就导致，今天的大学，尤其顶尖大学，正在成为一个与社会联系愈发紧密、资源和权力蕴含其中，且竞争无处不在的空间。懵懵懂懂的大学生们进入校园，就好像在参与一场迷宫探险游戏，通过各种各样升级打怪的关卡：学业成绩、学术科研、学生会、社团经历、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、出国交流、入党、科创比赛......在这过程中，并不存在某一条标准路径，但每个人都需要在形形色色的路口，不断做出选择，走出自己的路线，最终走向各不相同的出口。纵观各大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报告，可以发现，除了灵活就业、自主创业、暂缓就业等小众选择，学生的毕业出路最主要有三条——出国留学、国内读研、求职。当然，前两项选择也不过是推迟了就业的时间，最终还是得落到求职上来。那么，在最终的就业出口上，学生的表现究竟有何差异？造成学生之间出路分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？现实情况是，随着求职竞争不断升级，想要在就业市场上获得青睐，除了要有学历文凭这一硬通货，软实力也愈加重要。比如，大学毕业前，就要为自己打造出一份漂亮、光鲜的“求职履历”——比如，对在校绩点、课余生活、社团活动、实习经历等方面，进行精细地投资利用。关键是，要洞察大学和就业市场的游戏规则，并拥有一套认识和安排大学生活的技巧。通过深度访谈和综合调研，她发现，在不同背景出身的大学生群体中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上大学模式——“目标掌控型”和“直觉依赖型”。尽管程度有所区别，但大体上可以归为这两类。目标掌控型学生，能有条不紊地组织大学生活，有着较为明确的生涯目标，并能有针对性地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——在哪里多投入，在哪里省点力，他们能应付自如。以受访学生泽斌为例，他父母均为私企中层管理。大学里，他因为调剂进了光电工程专业，但并不指望依靠自己的专业特长找工作。因为在名企实习过程中，他很早就发现，自己对商业营销类的工作感兴趣。因此，大学期间，在保证专业成绩的同时，他一步步积累自己在商业营销领域积累的实习经历，最终拿到了某知名网游公司市场营销岗位的入职邀请，并毫不犹豫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光电工程专业保研名额。还有数学系毕业生经纬。家庭背景优越的他，告诉郑雅君，因为对“大学迷宫”游戏规则很熟悉，他做了很多有针对性的准备和努力，比如设计大学四年的目标、并一步步达成目标。毕业时，他轻松就拿到很多知名公司的面试机会，比如花旗银行、麦肯锡、摩根大通、国内四大银行等。最终，他选择接受一家全球顶尖投资银行的offer，办公地点在香港亚太区总部，不仅拥有起薪超过50万的全球薪酬，年终奖金额度无上限，每年收入涨幅还可达一倍以上。无论泽斌，还是经纬，他们都是典型的目标掌控型学生，坚信“漫无目的的生活，其实是一件没有效率的事情”。入学前，他们就意识到，上大学最重要的，不是好好学习专业知识，而是认清自己的目标，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且大学所教的内容，极少涉及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，因此完全倚靠学校来决定自己的前途，是“作死”的行为。因此，在经历试错和自我评估之后，他们会紧盯着自己树立的职业目标，在大学里时刻掌握着自己的努力方向，不为大众风潮所动，且及时根据外部反馈调整策略，默默为自己的求职之路添砖加瓦。相比较而言，直觉依赖型学生，则没有那么强的目标感。他们上大学，更像是在摸着石头过河，经常性陷入迷茫和不知所措。就像来自山西农村，高考成绩位于全省前20的学霸禹海，大学期间，一直处于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的“目标失焦”的状态。考上重点大学后，从选专业，到安排大学生活，再到选择毕业出路，他感觉自己每一步都没有想清楚，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。大一刚入学时，辅导员让每个同学写下自己在大学里的目标。他反复思量后，谨慎地写下，“成绩排名居于30%——40%”。说起目标，他就条件反射性地想到成绩，这是他从小打到熟悉的思路。后来他才惊觉，其他同学的目标远不限于成绩，或许说，成绩只是能算基础目标。就这样，直到必须要考虑毕业出路的大三下学期，他才匆忙选择了符合大众主流的保守策略——推免博士研究生，而非真正出于学术热情。如今，面对漫长的博士研究生涯，他找不到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意义在哪里；也很后悔，如果早知道要读博士，其实本科阶段就应该打好理论知识基础。像禹海这样，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，充满懊悔的学生，还有很多。从湖南乡下考入顶尖大学社科专业的女孩冰倩，曾天真地以为到了大学就可以松一口气，去体验过去学习经历中所不曾有的自由与兴趣。于是，她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对分数的要求，漫无目的、全凭兴趣地上课，也不知道什么叫“为了刷分有策略地选课”。后来才知道，大学绩点很重要，直接决定能否出国、直研、还有奖学金。可是已经晚了。她这份毫不起眼的成绩，根本没有推免直研的机会；大学期间，没有做过求职方面的准备，缺少实习经历和行业履历，找工作不理想；最后选择走考研这条路，却以几分之差落榜……面对无学可上、无业可就的僵局，冰倩的脸上写满了错愕、懊悔和不甘。
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“上大学模式”？为什么有的学生，能在这些眼花缭乱的通关游戏中，游刃有余？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表示，以顶尖大学为代表的精英教育，更像是一个有利于特权阶级的游戏，因而这一游戏具有根本上的不平等性。这或许能够解释了郑雅君的发现——两种“上大学风格”的形成，并非是学生的个人偏好，而是与学生的家庭背景紧密相连。更确切来说，不同社会出身的学生，背后有着不同的经济、社会、文化资源，导致他们关于上大学的态度、知识和策略，从一开始就是分化的。 1、优势背景出身的学子，更多是“目标掌控型”
在郑雅君调查的北京、上海两所顶尖大学里，那些明显属于“目标掌控型”的学生，往往来自优势家庭。他们大多来自一些大城市的重点高中，大学之前的学校教育，就已经在鼓励独立思考和广泛涉猎。在他们的价值观里，学习好只能算是达标项，富有自主性的思想和有趣的个性，才是加分项。他们的父母，也都是一些高收入群体，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。因为自身就有过上大学的经历，有的甚至就在大学里工作，自然洞悉如何在重大教育决策中趋利避害。
就拿选专业来说，优势阶层的学生，会有更多渠道，去了解各专业背后的特点，例如人才稀缺程度、行业专业化程度、境外市场需求、深造前景等，而这些干货信息很少被学校和就业市场言明。甚至，这些学生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更加具体的建议，比如，本科阶段选择培养口径比较宽的专业，更有利于未来进入细分领域深造；以及在好学校和好专业不能两全的时候，该如何选择等等。在大学这个游戏规则愈发复杂的迷宫里，优势背景的孩子身后，仿佛有一张已经结好的“安全网”，可以帮助他们认清形势、自我定位、树立目标，顺利通关。 2、弱势背景的学生，往往是“直觉依赖型”
而“直觉依赖型”学生，往往来自弱势家庭，甚至是所谓的寒门学子。他们接受的是较为传统的基础教育，通过应试和苦读，终于拿到顶尖大学的入场券。但在过去的学习过程中，他们付出了几乎全部的时间和心力，从没有考虑过所谓的 “个性”和“分数以外的目标”。而他们的父母，大部分没有上过大学，也无法提供关于如何适应精英大学的建议。在面对陌生的名校生活时，这些学生既充满新鲜感，也感到忐忑不安。同样来自弱势家庭的郑雅君本人，至今还记得，自己在适应大学生活时的茫然无措。当年，她以甘肃省第40名的成绩，考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，却对自己接下来该干什么、学什么、怎样学、学了有什么用，一概不知。选课是开启大学生活的第一把钥匙。郑雅君翻看那本厚达几百页、囊括几千门课的《本科生课表》，非常茫然。从小习惯了所有课都由学校来安排的她，第一次听说“选课”这个概念，很难理解由学生自己来选课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要选某门课？结果会是什么？时隔14年，她还是用了一连串“懵”，来表达当时的感受。然而她发现，大学里，来自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的同学就明显不同。他们高中就读的省市级一流名校，学校课程和大学衔接得很好，也有很多选修课，进大学后，这些同学很会“选”，而且能拿高分。其间暗藏的玄机和“门道”，郑雅君也是过后才明了。“诸如此类，大学里还有很多关于‘游戏规则’和‘攻略’的东西，但老师在正式场合永远不会告诉你”。郑雅君表示，出身背景弱势的学生，除了对游戏规则缺少了解，还在经历各种深层次的文化冲击——
当他们拼尽全力通过考试，带着改变命运的信念来到这里，却可能发现，人的全面发展、解决社会问题和高深的学术追求，才是被津津乐道的主题；
他们相信，好好学习才是学生的职责，却又被鼓吹自由和兴趣的校园文化所吸引，迷失在眼花缭乱的学生组织和社会活动中；
在目前仍以优势家境学生为主的精英大学里，他们很容易感到孤独和被排斥，不知道如何融入同学圈子，读不懂教授对优秀学生的期许，也不了解大学里的游戏规则；
当他们以为上了好大学就能有好工作，却发现，大学的生活内容很少和就业市场发生直接联系，不同毕业出路所需要的“敲门砖”也各不相同……
种种矛盾和冲击，使得弱势学生在大学环境里，只能依靠直觉和旧有习惯来组织大学生活。他们中的多数人，会继续沉迷在所谓“好学生脚本”里，对每一件事都足够认真，努力做到优秀。但这种优秀，更像是一种长久形成的惯性，依赖外部评价和推动，缺少自己的“主心骨”。这也是很多学生口中“习惯性优秀的学霸”——知道自己要做好，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，目标是什么。
郑雅君表示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今天大学里的“游戏规则”或评判标准，明显地倾向于优势阶层的学生。那些优势背景出身的学子，通常会因为对这套规则的熟谙而占得先机，而弱势背景的学生则往往会经历茫然无从的阶段，有的甚至在临近毕业时，才匆忙抓住某个够得着的机会。可是，“目标掌握者”和“直觉依赖者”，一定代表成功或者失败吗？郑雅君也对当下评估学生教育结果的价值标准进行了反思。从硬币的另一面来看，“目标掌握型”学生，更像是“机会主义者”，他们更擅长达到目标，却可能因为工具性太强而错过了内在意义上的个人成长；而“直觉依赖型”学生，看上去在毕业去向上表现不佳，但是在大学里的散漫发展和自由探索，却有可能让他们在内在自我探寻上取得进步，只是这种进步尚未外显而已。从当下的大学场域来看，前者的确更胜一筹。不过，郑雅君也想提醒更多和她一样，没有优势背景出身的学子——一时的“落后”并不太重要。她认为，无论是“目标掌握模式”还是“直觉依赖模式”，找到自己的个人化目标，追寻和确立真正的自我价值，才是最重要的。作为一位从甘肃县城考上顶尖大学的家里第一代大学生，郑雅君也曾是典型的“直觉依赖模型”学生，“习惯性优秀”地应付扑面而来的每一件事，不知道自己想要通往哪里。她清晰记得，大学的某一堂课上，老师的一句话让她醍醐灌顶——“你们能考到这里，都是非常聪明的学生，知道自己在某个节点该干什么。但是，你们的人生经得起追问么？”她从来没有想过，在人生价值观排序里，除了“优秀”这一衡量标准，还有“是否经得起追问”这一重坐标系。这也让她开始思考，自己上大学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并进一步追问和反思，自己真正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想要将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什么地方。当然，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，大学期间，想要考虑清楚这样的问题，都并非易事。她的建议是，在学业投入的基础上，做好社会性投入。什么是社会性投入？它包括课外活动、社会实践、以及师生之间的人际交往等等。相比学业投入，社会性投入更能帮助一个学生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、职业方向，而对于大学生来说，尤其是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，想要走出“自我价值和个人目标缺失”的状态，最简单的方式，就是多和其他同学交流，增进与师长的非正式交往，找到一个能有正反馈的目标，不断修正、调整自己的自我价值。
曾在UCLA、MIT、哈佛等美国大学，教过两万名本科生的两位大学教授Terry Burnham和Jay Phelan，就在The Sectert Syllabus一书中揭秘，“大学的潜规则”之一，就是应该重视和教授之间的双向交流。
比如，加入教授的Office Hour，把教授看作自己在学业、生活、人生选择方面的帮助者，问教授一些关于人生经验的话题，“你是怎么在某几个专业中做选择的？你是如何找到人生志业的？”两位教授表示，知识和成绩可以从书本获得，而来自他人的人生智慧和经验，必须在课堂之外，跟他人、和社会建立起有效的交流和良好的关系，才能获得。“当我们想弄清楚自己最想做什么时，必须要像侦探一样去探索，和更多有经验的人聊天，去观摩自己理想的职业到底是如何工作的，问身边的人学习，每一个不经意的机会都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。”同样，在郑雅君看来，尽管每个人都要适应大学游戏规则，但是能否找到属于自己的目标，走出自己的人生发展路径，才是 “上大学”的真正意义。
